杨德昌：都市的思辨者和文化的守灵人
“我的电影没有所谓的摄影风格，风格只是影片内容的代称。现在的创作力应该归功于那段没有人了解我的时期。始终支持我的是60年代对人性的信心及关怀，这种精神在近20年的世界已不复见。70年代我受到启示最大的是德国新电影，尤其是赫尔佐格（Werner Herzog）。他证明精彩的电影可以由一个人开始做，而不倚赖巨大的投资。我对此充满信心。”
———杨德昌
2007年7月1日，得知杨德昌离去的时候，南京这座城市正大雨滂沱，原本湿热的梅雨季正在用一种反常的方式宣泄着它的困惑。
2001年4月28日，傍晚，我在东南大学图书馆放映《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》，那是四个小时VCD版本，没想到还是有很多人从城市的四面八方赶来观看，狭小的房间和木质硬板凳并没有难住他们。而那一天南京也是大雨滂沱，就好像冥冥中天意的安排。
杨德昌走了，一个与结肠癌顽强抗争了七年的汉子安宁辞世，而这七年的时间，台湾电影正经历一个青黄不接、死气沉沉的时代：没有沉淀下来的新作，侯孝贤不断的出走，蔡明亮沉迷于实验，陈坤厚、柯一正、王童和张毅在何方无人知晓。杨德昌这一去，一个决绝的理想主义者终于不用再困惑了，而中文电影也少了冷峻、深沉的一面。
《一一》 海报
《一一》剧照
最后七年的杨德昌，就好像冥冥中天意的安排，生命的轨迹俨然成了《一一》的注解。难以置信，《一一》竟然是杨德昌的最后之作，而这部作品为杨德昌赢得了毕生最高的荣誉——第53届戛纳电影节最佳导演，这是他最后一次拿奖。2005年五月他抱病到戛纳担任短片评审团主席是他最后一次公开亮相。而他未完成的遗作是动画电影《追风》，却仅仅是因为他儿时酷爱漫画，迷恋漫画家手冢治虫，但《追风》耗费了超过2亿新台币的资金，却只是完成了十几分钟的画面。正如《一一》始于婚礼终于葬礼一样，所有的问题又回到了最初，孩子用辛酸质疑的悼词，面向前途茫茫的人生旅途，而杨德昌用单一薄弱的个体，面向处处危机的都市风景。《一一》在某种意义上可算是杨德昌对过去作品的总结，自省的摄影机，困惑的情绪，更重要的是通过这部电影透出的那股宿命的悲凉和绝望，看破一切的漠然，就象杨德昌早已写完的人生总结。
·道生一
《一一》 剧照
从《一一》的窗口往回观看，杨德昌的电影生涯如同他做人的准则一样：谨慎小心，不做好万全准备，绝不轻易开拍。因此翻开他的年表，26年的导演生涯，只拍了七部长片、一部短片，不过也因为如此，几乎都是掷地有声的传世佳作、得奖无数。
在美国做过七年电脑工程师的杨德昌，于1981年转投电影事业。1982年，杨德昌与张毅等四人合作拍摄了《光阴的故事》，清新的题材与朴实的拍摄手法，不仅为台湾新电影运动揭开序幕，也成为台湾电影史上的重要里程碑。其中杨德昌执导的“指望”一段，细腻捕捉一个青春期少女对于爱情的渴望、憧憬与幻灭。篇幅虽短，却已透露出杨德昌日后一致秉承的文人气息和现实关注。
或许正是因为杨德昌的理工科出身，所以他的思维中带有其它导演所不具备的理性，对人物自身命运甚至生命的怀疑，对社会都市化物质化的怀疑，使其成为台湾新电影作者中的道德省思者与智性思辨家。杨德昌将德国作者电影的某些技巧化入对本土问题的现实关注之中，运用繁复的叙事方法来描绘台湾社会变迁的画卷。从《光阴的故事》到《海滩的一天》再到《青梅竹马》，杨德昌的电影变得逐渐犀利而悲观起来，原本的那般疏离、冰冷的人际关系成为更让人恐惧悲观的软弱道德行为。
杨德昌和侯孝贤、陈坤厚、柯一正、王童，包括编剧小野、吴念真、朱天文等人开创的台湾新电影，真正把台湾电影从夸张、煽情的单纯娱乐工具中解放出来，把电影提升到与文学同等重要地位的文化层面，而这些导演中的巨大差异又来自于对于“根”和“生存空间”的思考，前者的反思是侯孝贤，而后者的坚持则是杨德昌。贾樟柯在看完《一一》后也用文字写过：“我一下跌进了杨德昌细心安排的世俗生活中。这部杰作平实地写出了生之压力，甚至让我感觉到了疲惫的喘息。”
·一生二
侯孝贤和杨德昌的关系非常微妙，像极了法国电影新浪潮“将领”们的分分合合。他们都是所谓的作者导演，其影片一般来说都是不太具有商业价值，相反在人文思索上却展现出一种敏感的与时代气息相关的悲悯精神，但这种悲悯仅仅是表现，并没有可以解决的方法。杨德昌早年的《青梅竹马》是由侯孝贤和蔡琴主演的，但后来两人观点不同而决裂，各自坚持自己的电影风格。侯孝贤更东方，杨德昌更西方。侯孝贤杰出的作品都是执着于消逝的乡土情怀和个人的成长叙事，而杨德昌一直踟躅于都市中思索都市现代化进程中人的异化。
侯孝贤追求简约主义的故事：气氛疏离、大量长镜头、节奏十分缓慢、题材以乡土及怀旧为主，而杨德昌却崇尚故事复杂、人物众多，剧本结构严谨庞大、情节多线发展、影像设计与节奏处理具现代感。由于实际操作和个人才华的可能，候孝贤的跟随者众多也参差不齐，而杨德昌却一直孤独的扮演着中产及新兴文化的分析家角色，勉强要归纳的话，也只能算上九十年代作为导演的陈国富一人。
《青梅竹马》 海报
如今，杨德昌的伟大并不只在其视界远大，更在于作品中呈现绵密精细的观察和电影形式的高度内省。这些特点，使他的作品流露出少见的知性风格和现代主义倾向。他的作品《独立时代》、《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》以及《麻将》则通过人物的群相更残酷地直击着社会的黑色与荒诞。侯孝贤在2000年之后也试图进入都市，但他所表现出的无能为力，正好映衬出杨德昌的关键作用。
·二生三
影评人黄志辉评论《一一》时曾经说过，“如果真有所谓‘一生一台戏’，杨德昌的一台戏就是关于台北——他生于斯长于斯的地方。《牯》是谈六十年代的台北，《海滩的一天》是七十年代，《青梅竹马》和《恐怖分子》是八十年代，《独立时代》、《麻将》和《一一》是九十年代。杨德昌的电影都是在谈当下的台北：他彷佛以‘台北’为对象，进行一项为期一生的社会科学研究，他观察、批判和关怀，每隔数年便交出一份研究报告。”
《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》 剧照
城市作为一种人类生存环境和文明形态，包含着一整套话语意识形态体系。以《牯》为例，这是一个属于杨德昌的往日城市，是一个苍白压抑、惶惶不安的世界。就杀人事件本身而言，谅解同情是叙述的出发点，而对人性、对时代的深刻省思，杨德昌始终将“人”放诸首位，无论是在怎样无助绝望和困惑的情况下，杨德昌对人的未来始终充满信心和同情。这使得《牯》不仅成为一个台湾经验的影像注解，更成为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人们的一个历史见证。而杨德昌自己是这样解释的：“城市真的很有趣，即使不成熟，它的丰富性还是很值得探讨的。这是我为什么会拍一些关于都市的电影，因为那已经是文明社会中一种共同的生活方式了。”
·三生万物
1986年11月6日，杨德昌40虚岁的生日聚会在他台北的家里举行，同时还有《台湾电影宣言》的发表。这一天后来被选取进入法国《电影手册》纪念电影诞生100周年而出版的《电光幻影100年》中，该书撷取并再现了代表世界电影成长过程中具有特殊意义的100天，包括这天在内涉及中国电影的只有2天。《电影手册》主编傅东如此评述那一天：“在这份包括54个签名的文件中，有两位改变台湾电影的领导人，那就是侯孝贤与杨德昌”。
可以说，自八十年代以来，杨德昌的电影已经成为一个特立独行的时代符号，成为一种极度富有现代主义批判色彩的城市声音。如果说侯孝贤为台湾本土电影找到了“自主美学与社会视野”，那么杨德昌则在作品中融会贯通了西方的现代主义电影手法，呈现出一种精准、简约、疏离、清冷的风貌。在2000年，他以《一一》获取戛纳电影节最佳导演的时候，他仍谦恭地称自己为“一个在黑暗中摸索门路的匠人”、“一个仍坚持在城市里战斗的兵”。
2000 《一一》Yi yi: A One and a Two
第53届戛纳电影节最佳导演奖。
1996 《麻将》Mahjong
第33届台湾电影金马奖最佳男配角。
1994 《独立时代》A Confucian Confusion
第31届台湾电影金马奖最佳编剧和最佳导演、最佳影片提名，被评为当年台湾十大华语片之一。
1991 《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》A Brighter Summer Day
第28届台湾金马奖最佳作品奖、最佳编剧奖，并获最佳导演提名。同时获第36届亚太电影节最佳作品奖、第13届南特三大洲最佳导演奖、第四届东京国际电影节评委会大奖、费比西奖，92年新加坡国际电影节最佳导演奖。
1986 《恐怖份子》The Terroriser
第23届台湾电影金马奖最佳剧情片，第40届瑞士洛迦诺国际电影节银豹奖，国际影评人奖和英国电影协会最具创意和想象力奖、第32届亚太电影节最佳编剧奖。
1985 《青梅竹马》Taipei Story
第39届瑞士洛迦诺国际电影节国际影评家协会奖。
1983 《海滩的一天》That Day, on the Beach
美国休斯敦国际影展评审团推荐金牌奖、第28届亚太电影展最佳摄影奖。
1982 《光阴的故事：指望》In Our Time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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